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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第一贪8000亿【官场生物链:“山西第一贪”落马背后】
来源:大学 发布时间:2018-12-24 04:10:42 点击:

     侯伍杰发迹轨迹:1945年9月生,山西盂县人。196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参加工作。20世纪70年代,先后担任岚县革委会组织干事、吕梁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长,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83年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被借调至山西省委组织部工作1年。自此,侯伍杰平步青云――1986年任长治市市委副书记,1990年任阳泉市市委书记、省委委员,2000年1月侯伍杰兼任山西省太原市委书记。2001年9月任山西省省委副书记达到仕途顶峰。2004年下半年,侯伍杰兼任山西省省委党校校长。
  
  2006年1月18日下午,北京市检察院代检察长慕平在参加北京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闭幕式时透露,山西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涉嫌受贿案目前正在由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按照正常法定程序,侯伍杰近期将被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5年9月30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宣布依法罢免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山西省十届人大代表职务。而在2004年12月,因涉嫌受贿,构成严重违法违纪,侯伍杰被停职并立案查处。2005年11月底,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侯伍杰案由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按照正常法定程序,侯伍杰近期将被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该案发生在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作为山西省第一个落马的省级高官的侯伍杰,无论从政治学、犯罪学,还是社会学视角对其进行解读,其落马都具有耐人寻味的典型意义。
  
  黑社会头子背后的公安局长
  
  现年61岁的侯伍杰系山西盂县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在官本位严重的内陆省份山西,这样一个副部级干部的倒掉在当地无疑是一场政治地震。
  侯伍杰的案发,最先缘于数年前的山西省黑社会集团案,即黑社会头子李满林的落马。
  李满林绰号“三马虎”,1968年3月出生,初中文化。1986年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自1991年以来,刑满释放的李满林纠集社会无业人员先后取得并非法持有枪支20余支,持枪作案15起,致一人死亡多人伤残。
  2001年12月,李满林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刑事拘留,同月被逮捕。随后,其党羽陆续被缉拿归案。2003年12月15日,被捕两年的李满林,站在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上接受法律的判决。
  根据法院的认定,李满林集团所实施的犯罪,在个案中有明确的组织领导和分工,反映出显著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组织性特征。在李满林集团的拉拢、腐蚀下,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务人员,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致使该集团有恃无恐,长期在太原地区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可能李满林自己绝没想到会被处以极刑,当一审被判死刑后,他情绪失控,随即供出为自己多年来提供保护、时任临汾市公安局长的邵建伟。
  这就好比一副多米诺骨牌。邵建伟的案发,最终决定了侯伍杰的命运。
  
  侯伍杰“沾腥”权钱交易
  
  现年48岁的邵建伟,从太原市杏花岭区公安机关发迹。由于在权钱交易方面非常老道,由最初的派出所普通户籍警,先后任派出所所长、杏花岭公安分局副局长、太原公安局外事处处长、太原市杏花岭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原北城公安分局)。其发迹路线图是“送钱――得到升迁――收钱――给别人升迁――送钱……”如此循环下去。
  随着职务的攀升,邵建伟的“胃口”也越来越大。1995年9月至2001年6月,邵建伟在担任太原市公安局北城分局局长、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分局局长期间,利用干部提拔、调整之机,收受28名民警的钱物共计折合63.66万元。
  2001年上半年,太原市公安局长一职面临调整。时任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区公安分局局长的邵建伟,决定花巨资“竞买”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位。为确保万无一失,邵建伟通过两大渠道同时“攻关”:一条是主管业务的政法系统领导;二是掌握重大人事权的当地主要领导,即时任山西省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的侯伍杰。
  起初,他对身为省委常委的侯伍杰还不太敢直接下重手。他试探性地给侯伍杰送上一块价值5.8万余元港币的“百达菲利”牌手表,见侯没有拒绝,不久,邵建伟又送上2万元礼金。他发现眼前的这只“老猫”和别的“小猫”一样逢“荤”必吃,也就没了什么顾忌,第三次干脆给侯伍杰一次送上10万美元!
  “沾腥”的侯伍杰对邵建伟的意图心知肚明,他“欣然”答应帮助“安排安排”。很快,太原市分管组织的领导以及山西省公安厅的领导都知道了太原市市委书记侯伍杰有意“栽培”邵建伟接任公安局长。
  而此时,有关邵建伟与当地黑势力不正常关系的反映也通过各种途径到了太原市乃至山西省的有关领导耳中。
  
  2001年6月,在省委省政府高层的干预下,曾任大同市公安局局长的李连琪被调到太原,任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考虑到侯伍杰的建议,邵建伟还是被提了起来,但被调出太原,任临汾市公安局局长。李连琪入主太原市公安局后,群众的举报信纷至沓来。其中的焦点,都是反映李满林及其黑社会集团问题的,还有些信件反映李满林的“保护伞”就是邵建伟。同年9月,侯伍杰卸任太原市委书记一职,升任省委副书记。
  邵建伟、侯伍杰的调离,加速了李满林集团的灭亡。在李连琪的领导下,太原市公安局很快查清了李满林集团的罪恶勾当,并于2001年12月将其逮捕归案。
  
  “买官”局长“咬出”省级高官
  
  李满林集团的落网并没有让邵建伟感觉到末日来临,此时靠侯伍杰买得临汾市公安局长的他,正在日日夜夜地计算他的“出入账”。既然花了百万元买得此官,总得让这个官位为自己赢得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利润才行。因此,他整天都在想着如何卖官,如何寻租获利。正如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所认定的,邵建伟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2.6万元、1万美元和价值29万元港币的5块高档手表,他还以竞选太原市公安局局长需要资金为由,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总共涉及赃款折合人民币480万余元。
  不过,邵建伟按规定也可以获得减刑,因为他确实有“立功表现”。正如起诉书中所说:“被告人邵建伟归案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属重大立功行为,可以减轻处罚。”
  所谓的“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主要是指揭发侯伍杰这一情节。
  有意思的是,正如李满林在获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愤怒地咬出了邵建伟一样;在被起诉之前,邵建伟也同样毫不留情地咬出了侯伍杰。
  而被“双规”和逮捕后的侯伍杰不仅承认收受过邵建伟的贿赂,还陆续交代出了收受其他人的礼品的其他犯罪事实,由此牵出更大范围内的大小官员落网。
  
  “带病升迁”与 “反腐倡廉”
  
  侯伍杰的落马暴露出官员官场表现的两面性:边“带病升迁”与边“反腐倡廉”。
  其实,早在1995年侯伍杰任山西省省委宣传部部长时,针对他不利的传闻开始盛传,针对其个人的举报也未中断。在其担任太原市市委书记的时候,关于其经济问题的举报信就纷至沓来。由此,侯伍杰是“带病升迁”的典型。
  耐人寻味的是,侯伍杰在担任省委副书记主管意识形态期间,曾多次在各种场合高谈“反腐倡廉”,给许多人的印象是侯还是比较注重廉洁的。例如,2003年12月21日,侯伍杰对山西大同市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调研,在听取了当地党委汇报后,侯在讲话中专门强调指出:“要充分发挥好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积极研究和探索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通过大要案件的查处,总结经验,完善措施,改进工作,使腐败现象真正从源头上得到有效遏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广泛吸引社会各界关注廉政建设、支持廉政建设、参与廉政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强大反腐合力,不断把反腐倡廉工作引向深入。”而其时,正聆听指示的各级下属哪里知道,侯伍杰的手脚、灵魂里早已沾满了铜臭。
  2004年7月17日下午,在收看了全国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之后,山西省立即召开会议对此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侯伍杰代表省委提出四点要求:“一、要充分认识这次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它联系着千家万户,影响子孙后代,必须抓紧抓好。二、明确工作任务,狠抓大要案件的查处,建立长效机制,把网站办成传播先进文化的新阵地……”
  但是,让各级下属想不到的是,早在1995年侯伍杰在北京就曾因为嫖娼被北京警方抓了个正着。堂堂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犯如此低级错误,实在可笑。更让人惊叹的是,后来,他竟然还当上了培养党的干部的山西省省委党校校长!
  平时,侯伍杰还经常发表一些反映党风廉政建设的文章。比如,由中央纪委、监察部主办的《中国监察》2002年第9期,就曾发表过侯伍杰题为《掌权人要有过硬的素质》一文。
  现在看来,文章本身没有错,错在他没有按照文章中说的去做,因为他自己的“素质”也的确没有“过硬”,因而未能继续“掌权”。
  
  落马背后的“官场生物链”
  
  近年来,随着国家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以及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官员落马已不是什么新闻。然而,与此相伴而生的是,“牵出”成了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特定词汇。
  很多官员落马,并非是自身出现问题而受到追查,而多半是由其他案件“牵连”被发现的。而且,越是位高权重,这种“牵出”的比例就越大。譬如郴州市李树彪案,如不是因为李树彪境外豪赌被发现,其贪污的千万住房公积金的事实也不致暴露。再如官煤勾结,如不是煤矿安全事故频发,这一利益链条依然会很牢固。
  就个案而言,无论用什么样的形式,贪官的落马都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从整体法治环境来说,越来越多的贪官是被“牵出”的这一现象,是令人遗憾甚至悲哀的。因为“牵出”,就意味着他们事先并不是调查的重点,他们的落马不是多行不义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多行不慎”所引发的,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倘若侯伍杰在李满林涉黑案中多做一些工作,多出一点力,法院不判李死刑,李满林也不致狗急跳墙,咬出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两大靠山,侯伍林也当能安然自保。事态至此,想必侯伍杰也在后悔。
  贪官多被另案“牵出”,反映出的是在官场上存在一种可怕的“生物链”。一方面,权钱勾结,生化出巨大的可得利益,必然诱使双方不计后果,轻易地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另一方面,涉案的双方,一个位于权力中心,掌握着资源分配的话语权,一个位于财富中心,可以用金钱无往不胜地疏通各种渠道,这就使他们既清楚利害关系之所在,又有能力摆平各种“障碍”。更糟糕的是,无论侯伍杰还是韩桂芝、马德案,所暴露的是,某些地方官场已经形成可怕的“官场生物链”――一个官员落马,往往导致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大面积的官员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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